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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记得第一次拉坯成功时的狂喜，捧着那个歪歪扭扭的茶杯，像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窑里，守了整整一夜。可当窑温冷却，打开窑门的那一刻——它裂了，从中间齐刷刷裂成两半，那声音清脆得让人心碎。
我不信邪。调整了泥料的配比，把坯体做得更薄、更均匀。第二次开窑，裂痕像蜘蛛网般爬满了壶身。第三次，壶嘴直接掉了下来。第四次、第五次……那些个月，我的工作室成了“陶器坟场”，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失败的残骸。有朋友开玩笑说，你这是在烧制“破碎美”吗？我只能苦笑。
最绝望的是那个雨夜。我花了三天三夜精心雕刻的南瓜壶，在出窑时发现壶盖裂了一道细纹。就那一道纹，整个壶就废了。我坐在窑前，雨水敲打着铁皮屋顶，看着那些裂纹，突然就哭了。不是委屈，是深深的无力——我明明每一步都按照书上来，为什么就是不行？
转机出现在去找老陈的路上。老陈在邻县山里烧窑，七十多岁了，他们家三代都是烧窑的。我带着几个裂开的茶具去找他，像个病人去找老医生。
老陈拿起我裂开的茶杯，用手指轻轻敲了敲，又对着光看裂痕的走向。“急了。”他就说了两个字。
他带我看他的窑，那是个比我年纪还大的龙窑，顺着山坡修建，像条卧龙。“火是有脾气的，”老陈说，“你不能命令它，得顺着它。”
他让我住下来，跟着他烧一窑。那七天，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“看火候”。原来火苗的颜色会说话——暗红色是它在喘息，亮黄色是它在奔跑，白炽色是它在歌唱。老陈不时从观火孔看一眼，就能知道窑里正在发生什么。
“你看，”他指着一处火焰，“这里火急了，那边的杯子可能要遭殃。”果然，后来那位置的杯子有几个轻微变形。
他教我听声音——柴火燃烧的噼啪声，窑内气流的声音，还有陶器在高温下细微的收缩声。这些声音组成了一首交响乐，听懂了你就是指挥家，听不懂就只能碰运气。
最重要的是，老陈让我明白了“留白”的重要。以前我总想把火烧到最高温，觉得越高越好。他却说：“最高温谁都会烧，难的是知道在哪里停。就像炒菜，大火爆炒之后要转小火慢炖，陶土也需要时间慢慢成熟。”
那一窑出来，完美无瑕。我摸着那些温润的杯子，突然懂了——我之前太执着于“做”陶，却忘了陶器是自己“长”出来的，我只是在帮它们完成这个生长的过程。
回来后，我完全改变了烧制方法。
我不再设定固定的升温曲线，而是根据天气调整——潮湿的雨天，升温要慢；干燥的晴天，可以稍快。我开始记录每一窑的数据：什么泥料配什么釉，在什么温度下停留多久。厚厚的笔记本写了三本，每一页都是经验和教训。
最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等待。在关键的600度阶段（水分蒸发）和1200度阶段（釉料熔化），我会停下来，让温度稳定一段时间，给陶土适应的时间。就像不能让一个人从冰天雪地直接进入桑拿房，陶土也会“感冒”。
慢慢地，裂痕越来越少。从十裂七八，到十裂二三，再到偶尔才有一个微瑕。那种感觉，就像终于听懂了陶土的语言，我们能够对话了。
半年后，我烧出了一套月白釉的茶具。那是种很微妙的颜色，像清晨天空将亮未亮时的白。出窑时，它们完美得让我不敢相信——釉面光滑如脂，色泽均匀温润，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。
我把这套茶具的照片发到网上，没想到一下子火了。很多人问能不能订做，说从没见过这么温润的月白色。订单慢慢多起来，我开始专门烧制茶具。
有个客人告诉我，用我烧的杯子喝茶，茶汤会特别柔滑。我笑了笑，没告诉他，也许是因为这些杯子经历过恰到好处的火候，它们自己是舒展的、不紧绷的，所以盛放的茶水也跟着温柔起来。
现在，我的工作室里还摆着那些早期烧裂的陶器。有朋友说该扔了，我舍不得。它们是我最好的老师——每一个裂痕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火的故事，提醒我曾经如何笨拙地想要征服火，最后却学会了与它共舞。
昨天，我又开了一窑。打开窑门的那一刻，晨光正好照进来，那些茶具安静地立在窑里，泛着柔和的光。我拿起一个茶杯，温热从掌心传来，像是活着的温度。
原来，完美的陶器不是被火烧出来的，而是被火孕育出来的。我们总在寻找不裂的秘诀，却忘了裂痕本身也是语言——它在告诉我们，哪里太急了，哪里该停了。就像生活里的那些挫折，其实都是在教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
柴窑还在后院，每当点火时，橘红的火焰跳跃着，我知道，那不只是火，那是另一个需要被理解的生命。而每一个从窑里诞生的茶具，都不只是泥与火的结合，更是一场耐心与时间的对话。这场对话，我会继续下去，用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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