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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出这件事，其实不是某个瞬间的决定，更像是一滴墨落在清水里，慢慢晕开的过程。
我最早接触写作，是因为孤独。十二岁那年父母外出打工，把我留在外婆家。小镇的夜晚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我就开始在作业本背面写故事——给窗台上的茉莉花编一个前世今生，为隔壁总在黄昏拉二胡的爷爷想象他年轻时的爱情。那些字歪歪扭扭爬满纸张，像藤蔓抓住墙壁，那是我抓住世界的方式。
大学时我在文学社认识了小禾。我们常在深夜的操场边抽烟边聊小说，她说我写的东西“有体温”。后来她成了我的第一任女友，也是第一个读者。我写过这样一个情节：男孩在女孩离开后，收集她抽剩的烟头，把烟纸拆开，用那些焦黄的烟丝在窗台上拼出“再见”。小禾看完哭了，她说：“你把人心里那些说不出的东西都写出来了。”
就是这句话，让我觉得自己或许真的能写作。
毕业第三年，我的一篇散文意外得了奖。杂志编辑联系我，问能不能开个专栏。那天我激动得在出租屋里来回踱步，感觉自己终于被看见了。专栏叫“人间备忘录”，每周写一个普通人的故事——凌晨四点扫街的阿姨，她口袋里总装着给流浪猫的小鱼干；地铁口卖红薯的大爷，收摊后会坐在台阶上拉一段不再有人听的二胡。
读者留言说：“谢谢你让我看见这些光。”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文字可以成为桥。
但变化是悄悄发生的。
开始有出版社找我出书，开始要配合宣传写软文，开始计算稿费和流量。我依然在写普通人的故事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在动笔前会先想：这个题材会不会爆？标题够不够吸引人？编辑说：“你要考虑市场。”我说好。
最明显的是去年写外卖员老陈的故事。我跟他跑了一整天，记录他爬过的每一级台阶，他对每个顾客说的“祝您用餐愉快”，他蹲在马路牙子上啃冷馒头时接到女儿电话瞬间绽放的笑容。但交稿时，编辑说：“能不能多写写他女儿生病缺钱的部分？这样更有爆点。”
我改了。文章反响很好，很多人说看哭了。只有我知道，我删掉了老陈最让我触动的一个细节——送完最后一单，他在河边静静站了十分钟，什么也没做，只是看夕阳。他说：“这一天里，这十分钟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。”
我没写进去，因为编辑说“这个太文艺了，读者不爱看”。
那天晚上，我对着电脑发呆到凌晨。我突然想起十二岁的自己，在作业本背面写下第一个故事时，从没想过谁会看，会有什么反响。写作于他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
今年春天，外婆去世了。整理遗物时，我找到了那些写满故事的作业本。纸页已经发黄，字迹模糊，但每一个字都那么真实，那么自由。
守灵那晚，我坐在外婆躺过的旧藤椅上，听见隔壁又传来二胡声——还是那首《二泉映月》，只是拉琴的人换成了爷爷的孙子。我突然明白，有些东西在传承，也有些东西永远消失了。
回城后，我推掉了两个商业约稿。编辑很着急：“这可是很好的机会！”我说我知道，但我需要停一停。
不是写不出来，相反，我现在每天还在写。只是不再为发表，不再为谁看。我写早晨咖啡杯里旋转的泡沫，写楼下孩子们跳皮筋时唱的童谣，写梦里外婆对我说的一句话。这些文字不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它们重新属于我自己。
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：我什么时候退出？
我想，从我为了市场删掉老陈那十分钟开始，从我不再敢写“太文艺”的句子开始，从我忘记写作最初只是为了对抗孤独开始——退出就已经发生了。它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决绝告别，而是一点一点地，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我最珍视的东西。
现在，我在一家小书店做兼职。偶尔有客人认出我：“你是不是那个作家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我只是个喜欢写字的。”
昨天整理书架时，发现一本破旧的《小王子》。随手翻开，看到那句话：“真正重要的东西，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”
合上书，窗外梧桐叶正一片片落下。这个秋天，我想重新开始写作——不为证明什么，不为取悦谁，只为我还能被生活打动，还能为一片落叶驻足。
退出不是结束，是另一种开始。当我不再把自己当作“作家”，写作才重新回到我生命中最纯粹的位置。像十二岁那个夜晚，台灯温暖，笔尖沙沙，世界安静，而我的心，无比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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