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最深的是那份报告。那是我入职后独立负责的第一个大项目,前前后后忙了两个月,加班到深夜是家常便饭。交上去的时候,我心里还挺美,觉得肯定能打个漂亮仗。结果第二天一早,领导把我叫进办公室,那份我用心血熬出来的报告就摊在他桌上。他没说话,只是用红笔在上面画圈,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整整七个数据错误,还有一个关键地方的金额,小数点点错了一位,十万变成了十万。我的脸瞬间烧起来,耳朵里嗡嗡作响,领导后面说的话,我一句都没听清,只看见他的嘴在一张一合。那一刻,感觉自己像个被戳破的气球,所有的热情和自信,“噗”一下,全漏光了。
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。发给客户的邮件里,把“王总”打成了“黄总”;会议纪要里,把领导强调的“暂缓”记成了“加快推进”;甚至有一次做报销单,把的士票的日期贴错了,害得财务的同事来回折腾。我开始害怕看到邮件提醒的闪烁,害怕听到电话铃声,更害怕领导那句“你过来一下”。我不是故意的,我真的检查了,可那些错误就像故意跟我捉迷藏,总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走。那感觉,就像穿了一件永远拧不干的湿衣服,难受,憋屈,还透着股对自己的失望。
转机出现在我跟一位姓陈的老工程师做项目。陈工是个特别“较真”的人。有一次,我草拟了一份设备参数表给他,自以为已经够详细了。他把我叫过去,指着其中一个数值问:“这个波动范围,是基于什么条件下的测试结果?环境温度?负载情况?”我一下被问住了,支支吾吾答不上来。他没批评我,只是摘下老花镜,慢慢地说:“小李啊,咱们这行,数字后面都是真金白银和安全。差一点,可能就差出去一座桥,一条路。”他带着我,重新翻出原始测试记录,核对环境参数,联系厂家确认,整整花了一个下午,才把那个数字背后的来龙去脉理清楚。那个下午,我没干成什么“大事”,但比我过去加班加点到深夜都累,是那种大脑被彻底梳理过的、扎实的疲惫。
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开始模仿陈工。我不再追求“做完了”,而是学着“做稳了”。我给自己定下些死规矩:任何经手的数字,必须追到源头去核对,不再相信“大概”“可能”;所有发出的邮件和文件,哪怕再急,也必须强制自己离开屏幕五分钟,再从头到尾默读一遍,这个过程中,我甚至会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读,防止眼睛习惯性地跳过;我还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,不是记高深的理论,就是记每次犯错的具体原因和后续的检查方法,比如“日期易错,核对须对照日历”,“金额栏,需用计算器重复加总三遍”。
这个过程,挺笨的,也挺慢的。有时候急起来,心里那个毛躁的自己还是会跳脚,觉得太麻烦。但每当我想跳过步骤时,脑海里就会浮现陈工那双透过老花镜看来的、平静又坚定的眼睛,还有那份标着七个红圈的报告带来的刺痛感。我咬牙坚持着,把这种“麻烦”变成肌肉记忆。
改变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。直到有一次,在一个关键项目的评审会上,甲方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抛过来,关于一个基础数据的采样频率和统计方法。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一下,我的领导也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我当时心里也咯噔一下,但随即稳住了,因为那个数据是我亲手跟进的。我站起来,没有立刻回答,而是先翻开我的手提电脑,调出原始的采样记录表格,然后打开我的笔记本,找到记录当时数据处理方法的那一页,条理清晰地把数据来源、采样时间点、采用的统计公式以及可能存在的误差范围,一一道来。说完之后,甲方代表点了点头,没再追问。会议结束后,领导拍了拍我的肩膀,就说了两个字:“不错。”
那一刻,我没有想象中的狂喜,心里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踏实。我终于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为我“擦屁股”的新人了。我脚下踩着的,不再是容易塌陷的流沙,而是一砖一瓦自己垒起来的地基。
如今,我还是会犯错,人嘛,怎么可能完美。但我再也不怕犯错了。因为我知道,错误不再是能击垮我的陷阱,而只是一个需要被修正的信号。我的工具包里,不再只有一股脑的热情,多了核对清单、复查流程和沉甸甸的责任心。回看那段跌跌撞撞的日子,我忽然明白了,所谓成长,或许就是把那些让你疼、让你愧、让你无地自容的教训,一点点嚼碎了,咽下去,最后长出的一副更结实的筋骨。我不感谢犯错,但我感谢那个在错误中没有逃跑,而是选择弯下腰,一点一点把自己修理得更严谨、更扎实的自己。路还长,但我知道,我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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