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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跟的第一个师父，是所里公认的刑案“老炮儿”张律师。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话不多，看人的眼神却像能穿透什么似的。我兴冲冲地报到，满脑子都是法庭上慷慨陈词的画面。他倒好，递给我一沓卷宗，厚厚的，像块砖头。“先把这些看完，”他说，“别急着想怎么辩，先学会怎么看。”
头一个月，我几乎没摸过法庭的门槛。每天就是看卷宗，没完没了地看。盗窃、伤害、诈骗……各种案由。师父要求我每看一个案子，都要写出阅卷笔录，不是简单摘抄，而是要把证据链条、矛盾点、疑点一一列明。起初我觉得枯燥，这跟我在法学院做的案例分析有什么区别？直到有一次，我自信满满地把一份故意伤害案的阅卷报告交给师父。他扫了几眼，拿起红笔，在某一页的证人证言上画了个圈。
“这个证人，案发时站在什么位置？”他问。
我愣了，赶紧翻回去看：“呃……证言里说在马路对面。”
“马路多宽？”
“没写。”
“当时是白天还是晚上？”
“晚上……九点左右。”
“路灯情况呢？他视力怎么样？这些卷里都没有，但你得想到。”师父放下笔，看着我，“看不清，就可能听错；站得远，就可能看错。这些细节，决定了证言的可信度。”
那一刻，我脸上有点发烫。我明白了，他让我看的不是冷冰冰的文字，而是文字背后活生生的场景，和场景里可能存在的每一个缝隙。这不是理论，是实战的基本功。
第一次跟着师父去会见当事人，是个涉嫌合同诈骗的年轻人，关在看守所里。进去前，师父提醒我：“多听，少说，注意观察他的神态和肢体语言。”见到那年轻人时，他眼神惶恐，说话颠三倒四。我按捺不住，想用在学校里学的那套逻辑去追问细节。师父轻轻摆手制止了我。他等年轻人情绪稍微平复，才开始问话，语气平缓，问题具体，甚至聊了些家常。慢慢地，年轻人松弛下来，说出了几个关键细节，这些细节后来成了辩护的突破口。
出来后，师父对我说：“面对高墙，他们本来就慌。你是律师，不是审讯官。你得先让他信任你，把你看作是来帮他的，话匣子才能打开。”这话，我记到了今天。
真正让我对“专家”二字有切肤理解的，是跟着师父办的一个抢劫案。当事人被控持刀抢劫，证据看起来对他很不利：有被害人指认，有同案犯供述，还在他住处附近找到了类似的水果刀。眼看就要开庭，当事人几乎绝望。
我们都熬了几个通宵，反复翻看卷宗。师父带着我，像篦子梳头一样，一遍遍梳理证据。终于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我们发现了一份关于刀具的鉴定报告。报告描述，作案刀具刀柄上有特殊的红色纹路。而警方起获的那把刀，虽然型号一致，但刀柄是纯黑色的，没有任何纹路。
这个差异太细微了！侦查阶段几乎被所有人忽略了。师父抓住这一点，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的质证。他并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的法学理论，就是死死咬住这个客观证据的矛盾点，反复追问侦查人员，追问鉴定人。最终，合议庭采纳了我们的意见，认为起获的刀具不能排除合理怀疑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关键物证链断了，其他证据也随之动摇，当事人被宣告无罪。
宣判那一刻，当事人和家属哭成一团。我站在师父身后，看着他平静地整理文件，心里翻江倒海。我忽然懂了，所谓“专家”，不是懂得多少高深理论，能讲出多少大道理，而是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，能找到那个最关键的支点，并且有足够的耐心、细心和勇气，去撬动它。这种能力，是在无数个日夜，对着如山卷宗，一个字一个字“抠”出来的；是在一次次会见、调查、庭审中，慢慢“泡”出来的。
现在，我也开始独立办案，也带上了年轻的助理。我常常会想起师父当年带我走过的路。我会像他一样，要求我的助理静下心来看卷宗，注重每一个细节；我会告诉他们，去见当事人时，眼神要真诚，语气要平和；我会和他们一起，在看似铁证如山的案卷里，寻找那一道可能透进光来的缝隙。
这条路不好走，常常感到疲惫，有时也会有无力感。但每当想起那个因刀柄颜色不同而重获自由的年轻人，想起他家人那充满感激的泪水，我就觉得，这一切都值了。做刑辩律师，成不了什么耀眼的“明星”，它更像一个匠人，用专业、责任和一点点执拗，去守护法律赋予每个人的那份公正。这条路，我还得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去，就像我的师父那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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