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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煎饼摊就在老棉纺厂后门那条巷子里。说是摊子，其实就是个改装的三轮车，右边是面糊桶，左边整整齐齐码着鸡蛋、生菜、薄脆，中间那块铁板被磨得锃亮。每天四点起床，调面糊、炸薄脆、切葱花，五点半准时出摊。面糊要调得不稠不稀，稠了摊不开，稀了没嚼头——这个分寸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掌握。
今天和往常一样，刚支好摊子，第一个老主顾就来了。
“老规矩，两个蛋，多加葱。”
是李工，棉纺厂退休的老钳工。他女儿在南方工作，老伴前年走了，现在每天早上遛弯过来，就为吃我这口煎饼。
“今天鸡蛋新鲜，给您挑个大的。”我舀起一勺面糊，手腕一转，在铁板上画出一个完美的圆。打蛋、摊平、撒葱花，动作快得像在跳舞。这手艺是跟我爹学的，他当年也在这一带卖煎饼，养活了我们兄妹三个。
李工接过煎饼，却不急着走，站在摊子旁边吃边聊：“你这煎饼啊，跟我年轻时在天津吃的味儿差不多。就是少了点甜面酱。”
“您要是想吃，明天我给您备上。”我顺手把下一个煎饼里的火腿肠多煎了会儿——我知道接下来要来的小学生喜欢焦香的。
六点一到，上班族涌来了。小陈总是第一个，这个在写字楼里做设计的年轻人，永远睡眼惺忪。
“王姐，双蛋加肠，咖啡我自带了。”他把保温杯往车把上一挂，“您说奇不奇怪，公司楼下那么多早餐店，我就觉得您这煎饼最对胃口。”
我笑着往他的煎饼里多塞了片生菜。记得有回他加班到凌晨，正好碰上我出早摊，那会儿他眼睛都是红的，却还记得跟我说：“王姐，您这煎饼摊就是我们这片区的灯塔。”
这话说得文艺，但我懂。深夜里，清晨时，总有那么些人在为生活奔波。我的煎饼摊亮着的那盏灯，热着的那块铁板，或许真能给人一点暖意。
七点钟，最热闹的时候来了。送完孩子的妈妈、赶公交的上班族、扫完大街的环卫工...我的两只手像上了发条，舀糊、摊饼、打蛋、翻面、加料、折叠、装袋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铁板滋滋地响着，葱花和蛋液的香气在晨雾里飘出去老远。
“王姐，老样子！”
“多加辣酱！”
“我的不要葱！”
不同的声音在摊前响起，我却能分得清清楚楚。张老师的要脆些，刘阿姨的酱要少，门口保安小赵总爱加两个蛋...这些口味偏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有时候他们还没开口，我已经开始按他们的喜好做了。
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，每天都会来买一个最基础的煎饼，不加蛋不加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妈妈生病了，爸爸在工地干活，她每天把早餐钱省下一半。从那以后，我总“不小心”把别人的双蛋煎饼“错”给她，收的还是基础煎饼的钱。小姑娘现在考上重点高中了，偶尔还会回来，悄悄在我面糊桶旁边放个苹果。
今天快到八点的时候，面糊桶见了底，鸡蛋也只剩最后一个。我正准备收摊，看见马路对面有个身影急匆匆地跑过来。
是住在前街的老周，跑得气喘吁吁：“还好赶上了！今天孙子发烧，去医院刚回来。”
我看了看桶里剩下的面糊，刚好够一个煎饼的量：“最后一个，给您加个蛋？”
老周连连摆手：“不用不用，基础的就行。”
但我还是把最后一个鸡蛋打了进去。老周的老伴去年癌症走了，那段时间，他每天来买两个煎饼，一个自己吃，一个带给医院的老伴。后来变成一个，他总是在摊前站一会儿，看着煎饼出神。
我把煎饼递给他，他掏钱的手有点抖：“王姐，你说这人啊，忙活一辈子图个啥？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把煎饼又往他面前递了递。热乎乎的煎饼在他手里冒着白气，他低头咬了一口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就图这口热乎的。”
八点整，最后一点面糊用完。我拧灭煤气罐，开始收拾摊子。铁板慢慢冷却，巷子里的晨雾也散了。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两小时，一百多个煎饼，换来的是兜里那些皱巴巴的零钱，更是这八年来积攒下的人情冷暖。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只知道把面糊摊圆，把火候掌握好，记得每个老主顾的口味。这片街坊养活着我的小摊，我的小摊也温暖着他们的清晨。
推起小车往回走时，隔壁理发店的刘师傅正在开门，朝我喊了一句：“王姐，明天还来啊！”
“来，天天都来。”我应着，车轮又开始咕噜咕噜地响。这声音会一直在清晨的巷子里响起，只要我还摊得动煎饼，只要还有人想吃这一口热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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