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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小玲，是从穿开裆裤就认识的交情。一个院里长大，一起上学，一起挨过老师的骂，也一起分享过青春期那些不能跟爸妈说的小秘密。我们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，吃同一碗饭。她家包了饺子，总会给我留一碗；我妈炖了红烧肉，也必定会喊她过来。大学毕业了，虽然各自工作、成家，住得远了，但那份情谊没淡。谁遇上个难处，另一个肯定是第一个冲上去的。我从来就没想过，我们之间，会和“欺骗”、“盗刷”这种冰冷的字眼扯上关系。
那是前年春天，我记得挺清楚，一个周四的下午，小玲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声音听着有点急。她说她妈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头晕得厉害，想去医院看看，但是她的医保卡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，刷不了，问我能不能先把我的医保卡借她用一下，就挂个号、开点药，应个急。
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。医保卡外借，我是知道不合规矩的。单位里、新闻上都说过。可电话那头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是她妈妈，那个看着我长大的阿姨生病了。我心里那点犹豫，在“多年情分”和“紧急情况”面前，显得特别微不足道。脑子里两个小人打架，一个说“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”，另一个说“这不太好吧”。最后，前面那个赢了。我想，就是帮个小忙，不会有什么大事的，人家肯定是真遇到难处了才开这个口。我还特意嘱咐她：“就用这一次啊，赶紧把你自己的卡弄好。”
她在那头千恩万谢，说：“放心吧，我的好姐妹，就这一次，太谢谢你了，可算救急了！”
我把医保卡给了她。那天晚上，我心里其实一直有点不踏实，像做了亏心事。但转念一想，是小玲啊，又不是别人，也就慢慢把这事放下了。
大概过了一个多月，我因为感冒咳嗽老不好，去医院看病。缴费的时候，窗口的工作人员拿着我的医保卡在机器上刷了一下，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，眉头皱了起来，抬头问我：“你最近看病挺频繁啊？开了不少药。”
我一愣，说：“没有啊，就最近感冒了才来的。”
工作人员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，指着上面一长串记录：“你看，上个月，心血管科、神经内科，还有，这开的是降压药、血脂康……这些药，是你用的吗？”
我当时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。屏幕上的那些药名、那些我从没去过的科室名称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血压噌地就上来了，脸涨得通红，心跳得厉害。我强撑着说：“不……不是，这不可能，我的卡……”话到嘴边，我猛地刹住了车，我想起了小玲，想起了她那个“头晕的妈妈”。
我浑浑噩噩地自己掏钱看了病，回到家，坐在沙发上，手脚都是冰凉的。我颤抖着手给社保局打了电话，查询详细的消费记录。结果出来，我差点没背过气去。不止那一次！在我借卡给她之后的一个多月里，我的医保账户在不同的医院、不同的科室，被刷了七八次！开的全是治疗中老年人慢性病的药物，总金额加起来有五千多块钱！
五千多块啊！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。我更害怕的是，我的健康档案里，凭空多出了高血压、高血脂这些我根本没有的病历记录！这以后我要是真生病了，买保险，甚至是找工作，会不会受到影响？想到这里，我冷汗都下来了。
我立刻给小玲打电话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。电话接通了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，但尾音还是忍不住发颤：“小玲，我问你个事，你上次用我医保卡，除了给你妈妈看病，还……还干别的了吗？”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然后传来她特别自然，甚至带着点笑意的声音：“没有啊！就用了一次，给我妈看了头晕，开了点药就还你了呀。怎么了？”
她那无辜的语气，像一盆冰水，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。我心里的火“腾”一下就起来了，但我还是忍着，把查询到的记录一条一条念给她听，问她：“这些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她沉默了几秒钟，再开口时，语气明显变了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疏离和强硬：“哦，那些啊……可能是我妈后来又自己去看了几次吧，老人家，记不清事，可能就用错了卡。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。”
“用错了卡？好几次都用了错的卡？”我的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小玲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跟我说实话行不行？”
“你什么意思啊？”她的声音也尖利起来，“你是在怀疑我吗？为这点钱，你至于吗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还比不上这几千块钱？”
“这不是钱的问题！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“这是诚信问题！你这是骗保！是在我的健康记录上泼脏水！你当时明明说就用一次！”
“我说了不是我用的！可能就是我妈用混了！你怎么就揪着我不放呢？行了行了，多少钱，我赔给你就是了，别说得那么难听！”
“赔？你怎么赔？你能把那些不属于我的病历记录从我档案里抹掉吗？”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那份我以为坚不可摧的友情，在她的话语里，碎得这么彻底，这么难看。
那天，我们不欢而散。后来，她又给我发过几次信息，语气软了一些，说可以把钱转给我，但始终不承认是她有意为之，只说是个“误会”，是老人家的“疏忽”。
我没有收她的钱。我去社保局说明了情况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种情况他们遇到过，处理起来非常麻烦，需要自己提供很多证据，甚至可能要报警处理，而且那些异常记录也不一定能彻底清除。他们记录了我的情况，让我等通知。那段时间，我焦虑、失眠，感觉自己像个背着黑锅的人。
最终，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社保局那边后来没有再来联系我，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处理的，也许那笔钱被追回了，也许没有。但那些记录，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。
我和小玲，从那以后就彻底断了联系。我没有再找过她，她也没有再联系我。几十年的友情，在短短一个多月里，因为一张医保卡，因为几千块钱，因为她的不承认，彻底蒸发了。
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想，如果当初我拒绝了那个“应急”的请求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我们是不是还能像以前一样，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？可惜，没有如果。
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了。我明白了，再好的关系，也要有界限。有些忙，能帮；有些忙，比如涉及原则、涉及法律法规、涉及个人核心信息和信用的，真的不能帮。那不是讲义气，那是在给自己埋雷。
我也看清了，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，不是看你们一起喝过多少酒，说过多少知心话，而是看她在面对自己的错误时，有没有担当。那种出了事就推卸责任、甚至反咬一口的“朋友”，早点看清，早点离开，反而是幸运。
心里那块石头，可能一辈子都搬不走了。它时刻提醒我，信任很珍贵，但也要擦亮眼睛。我的医保卡，现在好好地待在我的钱包最里层，除了我自己，谁也不能动。这道疤，会一直在那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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